北京一物流公司强收同行进场费 不交钱上不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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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物流公司老板郑振其来说,今年2月14日情人节是另一个劫数的开始。他的公司从广州进入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航空运送货物进场费又涨了。 从2012年10月左右起,只有经过北京安
北京一物流公司强收同行进场费 不交钱上不了货

北京一物流公司强收同行进场费 不交钱上不了货

  对于物流公司老板郑振其来说,今年2月14日情人节是另一个“劫”数的开始。他的公司从广州进入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航空运送货物“进场费”又涨了。

  从2012年10月左右起,只有经过北京安路通托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安路通)的运输,从广州发往大红门的服装才能进入大红门早市。而通过安路通需要承担高额运输成本、进场费及落地费。

  广州线之外,内蒙古、上海和武汉等进京或出京物流线路,亦遭受同样命运。不是市场向商户收费,而是商户向同行收费,这引起物流公司的群起反对,两年来冲突频发,但局面未解。

  今年2月14日起,由广州进入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早市的航空货物的进场费由每公斤0.5元涨到了每公斤1元。

  作为广州市潮骏航空客货代理有限公司(下称潮骏)的老板,郑振其觉得他再也无法忍受“欺行霸市”的行为。但货物千里迢迢从广州空运过来,“进不到市场里就一切白搭。”郑振其咬咬牙,告诉公司在北京的工作人员,交这猛涨的进场费。

  2012年10月份左右,潮骏的一批进货从广州通过航空运输落地北京,再经汽车从机场运往大红门服装商贸城门口时,被市场保安拦下。

  “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跟我说,货物被拦下了,只有通过安路通公司才能进入市场,但是经过安路通需要交费。”大红门早市4点半开始营业,上午10点半就会关门,“10点半以后从全国来批发服装的人都已经走了。”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及时上到商贸城各层商户手里,郑振其不得不妥协向安路通交费。

  “从那以后,就只有通过安路通,服装才能进早市。”郑振其称,从那时起,安路通在广州货运站设点,由一名叫赵鑫的人负责。所有物流公司收到的货物从广州的货运站运到北京大红门早市,如需走汽车运输,必须选择安路通来运输;如选择其他公司运送货物,货物到市场门外或各个货梯上货口,会受到市场保安和安路通工作人员的联合阻拦。

  郑振其介绍,从广州到北京的汽运,安路通收费为每公斤1元,经过其他公司只需每公斤0.7元。“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想从广州运送货物到北京大红门且进入早市,则必须给安路通交纳超出行业标准每公斤0.3元的差价。”

  此外,汽运货物到达大红门后,如想进入早市,物流公司还需按照包裹数量再行向安路通缴纳“落地费”,即不管包裹大小,每个包裹交15元的落地费。

  对于航空运送货物,安路通则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从机场运往大红门,“我们只能选择安路通运输,按每公斤0.2元的运输费付给安路通;货物如果想要进早市,则需要每公斤再交0.5元进场费给安路通。”郑振其称,潮骏在北京有自己的货车,但他只能选择安路通,让自己的车闲置。

  “如果不交钱就上不了货,上不了货,进了货物也白进。”郑振其和其他的广州物流公司不得不向安路通缴纳其要求的所有费用。

  郑振其提供的潮骏货物清单显示,从2月12日至5月15日,潮骏通过安路通公司汽运的服装一共1687包,按照每公斤多出0.3元的运输差价,潮骏的汽运货物一共向安路通支付了25305元落地费和27999元成本差价。航运方面,这三个月间,潮骏向安路通支付了164534元进场费。“这都是我们的直接经济损失,3个月,217838元。”

  潮骏并不是唯一一家运营广州到大红门货运的物流公司,凯安达、穗佳、天龙、南方另外4家广州的物流公司和几家北京的物流公司也面临着大额经济损失。

  4家广州物流公司提供的货物清单显示,在3个月内,广州凯安达公司损失729054元,广州天龙公司损失261535元,广州穗佳公司损失198526元,广州南方公司损失87630元。

  “凭什么都是从广州过来的货物,只有安路通能进,我们就不能进?没有人撑腰,市场保安会这么做吗?”郑振其及10余名物流公司老板认为,撑腰者为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保卫部负责人陈宇。“没有他的允许,这些市场保安会这么做吗?”他们得到的消息是:陈宇是安路通的股东。

  “如果从广州到大红门汽运不选安路通,他们还会扣我们的航运货物作惩罚。”扣货的人有时候是安路通工作人员,有时候是市场保安,“安路通敢这么做,保安部的保安还帮着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不是一伙的,我真想不出别的什么理由。”郑振其说。

  “这块蛋糕我吃不了,也不想再吃。”1991年,大红门服装商贸城还未建起时,北京源泰隆物流有限公司便已经

  成立。源泰隆进入大红门市场后专门经营西北线路的物流服务,即在大红门市场内收货运往西北几大城市。几年下来,源泰隆发展了一批忠实客户群,成为大红门市场内西北线路的龙头物流公司。

  2006年,商贸城停业建库房,迟迟没有和源泰隆签合同续约,刘青松记得,当时商贸城一名领导给她放风,“他说陈宇以后要做保卫部经理了,和他合作,给他分红,做生意就安宁了,否则生意做不做得了还两说。”当时刘青松并未理会,源泰隆的库房由原先的北侧被移到了位置较差的西侧。2008年左右,安路通进入,在原源泰隆的库房位置开始做物流,做的也是西北线路。

  之后源泰隆的发货量逐年减少,由原先每天能发货十五六车,到现在“每天发货两三车已是最好的情况了。”

  刘青松说,商贸城内的保安如看到客户要将货物发往西北,便会指定拉包工人将货物送往安路通的货站。一些老客户打算将货物送往源泰隆时,并不会把准确的地址写在外包装上,“他们写上发往别的地方,比如河北,拉一圈绕到我们家后,才把包装纸上的地址划掉,重新写。”刘青松称,货物送往源泰隆必须经过安路通货站前,“一看是发往西北的货,他们就直接把人截下来,商城的保安也会扣货扣车。”

  刘青松并不是陈宇唯一打算“谈合作”的对象。宋平(化名)介绍,2011年之前,他是院内某物流公司的北京负责人,2008年起,他所在的物流公司被保卫部要求每个月缴纳5万元进场费,“不交不让下货。”另外四五家物流公司向京华时报记者证实,期间,他们曾每月向保卫部缴纳5万元到8万元不等的进场费。

  这样的情况持续至2011年,宋平创办自己的物流公司后,进场费的数额才有所改变。2011年下半年,市场保卫部将进场费改为每个包裹收取15元的落地费。

  2012年8月起,宋平家从广州发往北京的货物和郑振其等的货物一样,在门口或是电梯口受到了阻拦。宋平称,期间保卫部经理陈宇曾找他谈合作,“让我把我广州的货源交给他,我没同意。”

  “他们通过不让我们上货的方式来打击我们的客户群体”,宋平称,从2012年8月起,其公司在大红门的损失每年至少200多万。

  宋平称,在北京早市中,大红门的货物占有率在旺季能达到70%,“我们很想在这里多送些货物,可是没办法。”

  2010年底,贺殿多同意交出武汉的货源。半年后,广州的货物也不能进入市场,贺殿多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陈宇垄断市场的一枚棋子。”

  2005年,贺殿多成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主要进行广州到北京,武汉到北京的进货派送业务。当时贺殿多货源多,每天运送上千包、总重达几百吨的服装到大红门。陈宇便找了一名中间人和贺殿多谈合作。“我当时一口回绝了,货都是我的,我干吗要分一半钱给别人?”

  之后贺殿多的货物时常遭到保卫部的扣留,“一会儿说占了消防通道,一会儿说别的,其实根本没有的事儿。扣货后,耽误客户上货时间,客户都很有意见。”贺殿多估摸着,一年间,自家的货物被扣了20多回。

  2010年间,陈宇曾多次找到贺殿多谈交易,“让我把武汉的货交给他,他把广州的货给我,否则我武汉的货就送不上去。”2010年11月,贺殿多将手中的武汉货源全部交给了陈宇。“他当时答应把广州货给我,而且承诺我在大红门内一定能做下去。”

  2012年初,陈宇开始与安路通合作。2013年4月左右,贺殿多、旭琛物流老板宋飞、安路通广州负责人赵鑫和安路通北京负责人张宏义(音)4人开始谈具体的合作事宜,最终方案是广州到北京的空运货物运费涨价,贺殿多提货30%,安路通提货70%,汽运货物全部上安路通的车。

  贺殿多介绍,自己在大红门内的库房是租用的宋飞的,“没有库房不能在院内卸货。”谈了合作后,贺殿多按照所占货物份额付租赁费。

  2012年,贺殿多花80万从宋飞手中买断了一个库房的租赁权,但2012年底,陈宇出面让宋飞将贺殿多的库房过户到安路通名下,并答应之后会将贺殿多花的钱退回。

  虽然合作方案出台,但几方并未按方案执行,2013年7月,安路通将广州到北京的空运货物全部拿走,“我就这样被踢出了大红门。”

  贺殿多称,他从大红门开业时便在院内干活,最初的推包,后到物流公司打工,一步一步做到2005年成立自己的公司。武汉货物每年的毛利润为150万,广州货物每年利润40多万,从交出武汉货源,到失去广州货物,贺殿多损失近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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